小事件何以引发大舆情——“微权舆情”的特征、成因及治理路径初探

       当前舆论场上，“小事件引发大舆情”的现象屡见不鲜。今年以来出现的多起舆情事件，如广西“亮证姐”、武汉大学“图书馆罗生门”等，事件不大，却在极短时间内扩散发酵，甚至造成全国性的舆情影响。分析这类舆情事件的共性特征及背后逻辑，可简要概括为“微权舆情”。

       所谓微权舆情，指在数字化信息传播环境下，因微小、局部、看似普通的事件，如个体行为、小范围冲突等，通过网络平台曝光后迅速扩散传播，引发公众广泛关注、讨论与情绪表达，进而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甚至现象级事件的舆情现象。微权舆情一般涉及社会基层末端的权力问题，常因触发公众关于公平正义、特权霸权的心理感受，在短时间内引发大量舆论聚焦。在微权舆情中，社会舆论及公众情绪透过事件本身，对拥有公权力或影响力的权力主体的决策、行为、管理产生态度与意见，进而对相关权力主体的形象、公信力以及后续决策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微权舆情，是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类权力主体，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涉及范围小，但传播迅速广泛

       微权舆情事件本身通常涉及范围小，往往是一两个人或是几个人之间的矛盾、争执，仅关切小范围涉事人员的利益纠纷。但在当前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传播门槛低、发布难度小、渠道多元化、发酵速度快，一些个例的微小事件往往因自身具备一定标签化特征，成为自媒体、流量大V的关注对象，其传播速度得到指数级暴涨。以“亮证姐”事件为例，两辆汽车在当地乡间小路相遇，女司机晃了晃丈夫的消防证，“逼”对方让路，事件本身只是让车争执问题，但事件被涉事男司机上传网络后，“亮证”威胁这一举动触动了群众的“权力敏感”，引发网络广泛关注，多个话题登上全国性热搜榜单，舆情热度持续二十余天，使得一起普通的让路纠纷发展为社会公众对“特权”现象的广泛不满。

（二）涉事主体少，但泛化升级牵涉多

       虽然微权舆情涉事主体少，并不直接涉及大众利益，但公众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舆论在尚不明真相的“帮腔”过程中天然倾向于守护弱势一方的权益。相关部门在处置这类舆情事件时，若未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极易被牵涉其中，导致社会情绪被点燃，转而掀起一场针对公权力使用问题的舆论狂欢。比如，今年在某地景区发生的一起打人事件，事件本身涉及主体仅有施暴者饭店方与受害者游客方，但基层执法被质疑是非不分、执法不公，地方被质疑文旅环境差、社会风气乱，最终舆情发酵升级，牵涉范围不断扩大。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后，负责调解处理此事的当地警方和文旅部门5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三）直接影响小，但发展异变空间大

       微权舆情事件本身性质单纯、情节简单，涉事群体范围较小，造成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在事件处置过程中，如果执法处置行为不当，对负面信息、不当言论或网络谣言未及时干预，则可能导致不当处置行为被无限放大，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事件或谣言的传播中，公众情绪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激化，小事件可能会演变为大的舆情风暴，最终形成“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与犯罪学家乔治·凯林提出，他们发现，小犯罪和不良行为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导致更严重的犯罪和社会问题。例如，一面墙上如果出现了涂鸦而没有被清理，很快这面墙上就会布满更多的涂鸦，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破坏行为。在微权舆情事件中，比如在“亮证姐”事件舆情处置过程中，出现了“民警上门删帖”“通报中曝光男司机姓名却隐匿女司机姓名”等不规范操作，引起了网民对当地是否公正执法的质疑。再比如某地“路虎女打人事件”中，在地方处置过程中被传出“女司机系城管局副主任”“家中拘留”等信息，相关谣言声浪浩荡，引发全网围观，让原本的小事件发酵失控。

（四）调查难度低，但引导修复成本高

        微权舆情的事件清晰简单，其本身调查难度低，基层部门不必动用过多资源就可还原事件真相，但往往因某个执法裁定环节的失当或是个别公职人员有利益倾向，公众舆论将个别事件延伸至社会道德、公共秩序、法治文明、政治生态等多个维度，导致简单事件复杂化、单一问题多元化、基层事件上升化。比如某地烧烤店曾发生一起事实简单清楚的酒后打人事件，因基层个别执法人员的处置不公，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数月的举报查证、扫黑反腐行动，事件也由个例冲突提级管理发展为省级处置。事件吸引全国舆论持续关注，接连几年时间内，公众对该地仍有“暴力涉黑”的地域印象，对地方形象破坏性极大，当地为形象修复付出的代价已远远超过事件的调查处置成本，长尾效应极为明显。时至今日，人们在面对该地事件时，会不自觉地戴“有色眼镜”，进行负面化认知。

（一）舆情生态方面

舆论传播环境发生变化，自媒体创作的低门槛和高频率让舆情风险无处不在。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8.6%。当前，社交媒体用户量及运用频次推动舆情发酵不再依托权威平台发布，而具有高自主性、强扩散性和极不稳定性。舆情的高自主性表现为任何一起微小事件都能够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并扩散传播；其强扩散性表现为舆情的发酵不再单纯依靠媒体发布，网民转载、评论都足以推高热度；其极不稳定性在于任何一起微小事件在二次传播过程中都可能被赋予情绪表达，产生煽动或共鸣的效果。

（二）公众心理方面

近些年，微权舆情常常以匪夷所思的发酵速度和出乎意料的触点颠覆公众对舆情的常规认知，异于常理的舆情发展态势无不透露着公众心理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来源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期望与被期望的互动博弈是否平衡。公众期望包括信息期望与情感期望。信息期望是公众基于事件客观信息本身所产生的期望，情感期望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受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所制约而长期积累形成的期望，表现出明显的价值性、累积性和长期性。不难发现，微权舆情异常发酵的背后更多的是公众的情感期望难以得到满足。社会不公、执法不严之所以能够成为极具爆发力的触点，根源在于公众的权力敏感与情感失望并成为内生驱动力。比如在某地烧烤店打人事件中，个别基层执法人员的权力任性和利益包庇，造成公权力滥用与公众期望的碰撞，公众不仅维护事件中弱势受害者的权益，更多是在共情中维护自身利益，促使事件迅速转化为一场市民共同参与的举报涉黑反腐的自发行动。

（三）舆情认知方面

部分基层干部微权使用偏差错位，存在舆情认知不足的情况。微权舆情之所以能够快速发酵甚至失控，其核心在于少数基层干部对公权力的使用存在任性乃至肆意的情况，这种权力任性，一方面暴露出少数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少数基层干部漠视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对舆情监督现状认知不足、重视不够。微权舆情中的认知不足包括侥幸心理、舆情洁癖、鸵鸟心态等多种表现，且往往在一起舆情事件中叠加出现。一些基层执法人员任性使用公权力，忽视线下事件向线上传导的风险性，而当舆情发生后，侥幸认为事件不足以发酵，轻视舆论反应，最终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当舆情升温后，以鸵鸟心态屏蔽网络视听，被动等待舆情自动降温，如某地一学校发生学生失踪事件，面对舆论诸多质疑、猜测，当地迟迟未回应，试图让舆论“自生自灭”，最终导致一起失踪案件变成汹涌“阴谋论”，在网络平台持续发酵；当舆情难以降温时，粗爆动用公权力“压制”或“清理”舆论，千方百计进行删帖、撤稿。如某地发生一起打架事件，因备受关注，当地警方竟使用公权力要求发帖网民删帖“闭麦”，这反而促使舆情复杂性进一步加深，处置难度加大。当舆情不得不回应时，则吞吐躲避、避重就轻，再次抱着侥幸心理以求糊弄过关，结果导致舆情失控。

（四）处置机制方面

在信息平权时代，舆论监督权的运用日益便捷化，基层干部在运用微权力时，其能力与认知如未跟上舆情发展的态势，极易成为舆情事件中的主要监督对象。此外，在当前纵向治理体系视域下，政府纵向层级之间出现了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现象，行政任务与职责压力通过纵向治理体系逐级传递到基层政府。基层应对舆情普遍存在层层传导的问责压力。当压力传递至涉事处置部门面前时，让“舆情消失”成为看似便捷的通用手段。上级部门的“快速处置”指令一经下发，基层涉事部门化处置压力为“销声匿迹”的删帖、“上门执法”的威胁、“避重就轻”的通报等。此外，根据舆情处置“第一责任人”机制，属地对舆情有着不可推卸的处置之责，常常陷入处置无力与问责重压的矛盾境地，极易将舆情处置简单理解为“舆情消失”，以达到表面上的“息事宁人”之效，因此威胁删帖、非法拘留等不当执法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一些基层部门缺乏舆情处置应对的经验和手段，他们站在舆情应对的第一关卡前茫然无措，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获得上级部门的有效帮助。此外，制度的滞后性与僵化性一定程度上也导致舆情错失黄金应对期，常常出现事发多日舆情爆发、舆论汹涌时才获得相关部门关注并锤音定调。如某地发生学生跳楼事件，属地公安及教育部门缺乏回应处置经验，未获得舆论信任，导致“阴谋论”横行、谣言四起，乃至有境外势力介入浑水摸鱼，最终在舆情提级管理联合调查之下，一锤定音，理性得以回归，舆情得以平息。

（一）提高舆情认知水平

       在信息平权时代，舆论监督权在平权化，公众通过互联网实现实时监督、事事监督，一朵浪花可掀起一场风暴。基层干部应对当前互联网环境与舆情生态的变化，首先应提升认知水平。一是破除敏感焦虑思维。在当前传播环境下，“消灭舆情”不仅无益于事件的解决，相反易滋生更大的次生风暴，因此应破除“出现一条，删除一条”的惯性思维和无效做法。二是提高舆情风险评估能力。舆情之所以爆发，原因之一在于公众将现实问题在线上进行情绪化表达。基层干部在面对舆情事件时，须直面现实问题本身，通过“问题-反映-评估-应对-解决-降温”的模式，评估舆情事件中的风险点，以精准防范潜在的舆情风暴，达到“发现一起，解决一起”的效果。三是杜绝微权任性的工作作风。不难发现，面对舆论监督时之所以出现易“翻车”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少数基层干部在使用公权力时存在任性滥用的情况，这使得执法经不起监督、地方部门经不起追问、相关责任人经不起调查，进而导致舆情爆点多、燃点低，舆论容忍度小。

（二）健全科学应对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生产、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化。同时，AI技术已具备以分秒批量生产加工舆情信息的能力，鱼龙混杂的信息充斥舆论场，舆论情绪日益成为推动谣言扩散的放大器。传播手段的丰富，极大地增加了基层舆情应对引导的难度，个体、个例的处置经验已难以应对当前裂变式扩散产生的海量舆情信息。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建立科学、标准的舆情应对引导体系，利用大数据技术系统总结舆情发展态势，模拟舆情生态环境，构建出完整的“发现-评估-应对-引导-修复”舆情处置流程，明确清晰地指导相关部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什么时候该回应、怎么回应，什么时候该引导、怎么引导，以及当舆情造成负面影响时，如何恢复民众信心、重建信任。

（三）完善综合处置机制

        当前属地化舆情处置背景下，基层干部不仅面临着舆情问责压力，同时也缺乏独自应对能力。因此，应着力完善一体联动机制，弥补基层舆情处置资源和能力的不足。一是注重上下联动。突发舆情时，应避免下级层层上报、上级层层审批的低效，打破上级传导压力、下级承压惧怕的处置困境，高效率出具处置方案，降低微权舆情发生的可能性。二是整合多元力量。当前，一些部门对舆情分析研判处置工作不熟悉，内部未储备舆情专业人员，缺乏舆情监测技术，遇突发舆情时，往往因掌握情况不及时、不全面而应对失当。这就需要整合网信、宣传、社会及涉事单位等多元力量，在全面准确掌握舆情态势的基础上，综合研究处置方案，并联合媒体、网评员等宣传力量形成合力，如此方能打破涉事单位“孤立无援”的恐慌心理与舆论汹涌倒逼的被动局面，在处置过程中才能游刃有余地开展积极有效的引导工作。■

（来源：新闻世界       作者：杨宇坤，安徽商报社总编辑；盛木生，安徽日报舆情大数据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资深媒体人 张保印